曹操历史评价之嬗变：自当世迄明清的多元映照
俗话说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这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印证。而曹操，这位乱世奸雄与治世能臣的双重面孔，更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地被重新描绘和塑造。
从三国鼎立的时期开始，曹操就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崭露头角。他统一了北方，建立了强大的政权，被当时的人们誉为“超世之杰”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尤其是在明清时期，曹操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在晚清帝制终结的时代背景下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们对于权力和道德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。曹操的形象被重新解读，他的一些行为被视为权谋和奸诈的表现，从而使他从“超世之杰”变成了“白脸奸臣”。
这种戏剧性的嬗变并非偶然。不同朝代的政治需求、思想潮流以及民间情感都在这位枭雄身上得到了投射。在某些时期，他被视为英雄，因为他的才能和成就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；而在另一些时期，他则被贬低为奸臣，因为他的行为与当时的道德观念相悖。
这种复杂的人物评价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曹操的形象既受到历史事实的影响，也受到后人的主观解读和情感因素的左右。他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，引发了无数的讨论和争议。
曹操自评：于矛盾中寻觅自我之定位
曹操的自我评价展现出一种复杂且矛盾的特质，其中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相互交织。在公开的政治宣言中，他始终坚称自己是汉室的忠臣，毫不掩饰地宣称：“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”（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）。这句话强调了他在维护汉室统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功绩，将自己塑造成乱世中秩序的坚定守护者。
然而，当我们深入到他的私人领域时，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曹操。在那里，他流露出更为霸道和决绝的自我认知。那句惊世骇俗的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（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注），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揭示出他在乱世生存哲学中的残酷与决断。这种自我认知与他在政治宣言中所展现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凸显出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复杂性。
在临终遗令中，曹操留下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语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曹操复杂的政治意图和深远的谋略。
一方面，曹操明确表示自己无意篡汉，而是以周文王为榜样。周文王在商朝末年虽拥有强大的势力，但始终未取代商朝，而是将代商的使命留给了儿子周武王。曹操借此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，以安抚那些对他心存疑虑的人。
另一方面，曹操这句话也暗示了他对后代的期望。他将代汉的使命托付给了子孙，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。这种做法既显示了曹操的深谋远虑，又为他的家族留下了政治空间和发展机会。
这种双重性不仅体现在曹操的政治决策中，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。例如，在《短歌行》中，曹操表达了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宏大抱负，渴望招揽天下英才，成就一番霸业。然而，在《蒿里行》里，他却描绘了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凄惨景象，对战争带来的苦难表示深切的悲悯。
这两首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折射出曹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。他的理想抱负与现实的残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，这种张力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近身视角：谋士与对手的对峙之镜
谋士对人物的评价往往呈现出一种光谱式的分布，从极端的贬低到极致的称颂都有可能出现。而在众多谋士的评价中，郭嘉的“十胜十败论”无疑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称颂之一。
建安二年（197年），郭嘉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能力，从“道、义、治、度、谋、德、仁、明、文、武”这十个维度，对曹操和袁绍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对比。他断言曹操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胜过袁绍，这种评价可谓是对曹操的高度肯定和赞誉。
其中，郭嘉特别强调了曹操“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”的务实作风。袁绍注重繁文缛节，讲究礼仪形式，而曹操则以自然为本，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，更注重实际效果。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曹操在处理事务时更加灵活和高效，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局势。
郭嘉的这番高度评价，甚至让一向以脸皮厚著称的曹操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曹操谦逊地表示：“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！”然而，尽管曹操如此谦虚，郭嘉的“十胜十败论”却依然成为了历史上对曹操的经典评价之一，被后人广为传颂。
其他核心谋士评价则各具特色，五大谋士对曹操的核心评价:
荀彧:王佐之才，但心系汉室 ，前期支持后期疏离 “此实天下之雄也”，但反对称魏公 。
贾诩:务实谨慎，保持距离 ，若即若离 ，赤壁之战前劝止南征未果 。
荀攸: 军事谋略出众 ，全力辅佐 ，献计斩颜良诛文丑 。
程昱:决断魄力 ，忠诚效力 ， 劝杀刘备未成预见隐患。
郭嘉:全面肯定 ，全心崇拜 ，“十胜十败论”系统颂扬 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谋士们由于立场的差异，会对曹操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。其中，郭嘉堪称曹操的“超级粉丝”，他对曹操的忠诚和支持达到了极致。当曹操决定征讨乌桓时，众多臣子都表示反对，认为此举过于冒险，但病危的郭嘉却坚定地站在曹操一边，力挺他的决策。即使在临终之际，郭嘉依然心系曹操，为他谋划未来的战略。
然而，与郭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荀彧。荀彧心中始终怀揣着对汉室的忠诚，随着曹操权力的日益膨胀和僭越行为的逐渐显露，荀彧对曹操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开始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产生抵触情绪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。
相比之下，贾诩则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。他与曹操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既不过分亲近，也不刻意疏远。在关键的决策时刻，如赤壁之战前，贾诩只是提出了一些战略上的建议，而并未深入参与具体的战术谋划。这种微妙的态度，既显示了他的谨慎和智慧，也反映出曹操阵营内部复杂的政治暗流。
对手评价则充满道德指控
刘备对曹操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，他毫不留情地指责曹操“窃执天衡，剥乱天下，残毁民物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曹操窃取了上天赋予的权力，扰乱了天下的秩序，残害和毁坏了百姓的财产。刘备将汉末的乱局完全归咎于曹操，认为他是导致社会动荡和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。
而孙权阵营的周瑜更是首接地称曹操“虽托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”。周瑜的这句话首接揭露了曹操的真面目，他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，但实际上却是汉朝的叛徒和盗贼。周瑜的评价不仅表达了对曹操的极度厌恶，也反映了当时孙权阵营对曹操的敌对态度。
袁绍麾下的陈琳在檄文中对曹操的攻击更是犀利。他不仅指出曹操出身低微，是“赘阉遗丑”，还指责曹操在道德上“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”。陈琳的檄文用词激烈，对曹操进行了全面的批判，从出身到行为，无一不被他指责。
这些来自敌对立场的批判，虽然有一定的主观色彩，但却成为了后世贬曹的重要思想资源。这些评价在历史上广泛传播，影响了人们对曹操的看法，使得曹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了一个负面形象。
有趣的是，曹操对刘备可谓是青睐有加。建安西年（199 年）的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，犹如一场风云际会的盛宴，曹操将彼时如丧家之犬般寄人篱下的刘备，视为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唯一英雄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，不足挂齿也”。而对于坐拥江东的孙权，曹操的评价不过是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，虽有赞许之意，却将其置于子侄之列，这无疑彰显了曹操那独特的英雄衡量标准——他更看重个人的能力与抱负，而对既成势力则视若敝屣。
历史长河中评价的演变，魏晋唐代，多元争议下的枭雄之貌:
魏晋时期距离三国最近，评价呈现出毁誉参半的复杂图景。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称曹操为“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”，肯定其“明略最优”，特别赞扬其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”的用人智慧。东晋葛洪则肯定曹操移风易俗之功：“魏武禁淫祀之俗，而洪庆来假”（《抱朴子》），认为其禁止陋习的政策造福社会。
南朝时期评价开始分化。刘宋谢灵运批评曹操“谲狂”，指责其性格狡诈狂悖；而同时代颜之推在《勉学》中却称赞“魏武、袁遗，老而弥笃”，欣赏其终身学习的精神。南朝梁文人更推崇曹操的文化贡献：“东京二百载中，唯有班固《咏史》...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”，肯定其引领建安风骨的文学地位。《世说新语》则收录“魏武捉刀”等故事，突出其多疑性格，预示形象转变的开始。
唐代对曹操的评价达到历史最高点。唐太宗李世民在《祭魏太祖文》中盛赞：“帝以雄武之姿，当艰难之运，栋梁之任同乎曩时，匡正之功异于往代”，肯定其统一北方的功绩。史学家朱敬则更在《魏武帝论》中极尽溢美：“观曹公明锐权略，神变不穷，兵折而意不衰...近古以来，未之有也”，将其军事才能推至顶峰。
魏晋至唐代对曹操的称呼及评价倾向
魏晋:太祖、魏武帝 |，政治军事成就 :陈寿：“超世之杰” 。
东晋:魏武 ，功过并重 ，。葛洪肯定禁淫祀之功 |
南朝:曹公、魏武 ，性格与文化 ，谢灵运：“谲狂” ——颜之推赞其勤学 。
北朝:魏武帝，正面肯定 ，《北史》评其气度不足，但功业卓著 。
唐代: 魏武帝、曹公 ，军事才能 :李世民赞其“匡正之功” 。
宋元，于道德批判及正统观影响下之转向
宋代随着理学兴起，对曹操的评价发生显著转变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虽沿用曹魏年号保持正统地位，却批评“蓄无君之心久矣”，揭示其不臣之志。苏轼则从能力缺陷角度评价：“长于料事，而不长于料人”，认为其赤壁之败源于识人不明。文人诗词中的贬抑更趋首白——范仲淹《剔银灯》讽刺：“昨夜因看蜀志，笑曹操孙权刘备。用尽机关，徒劳心力，只得三分天地”。
南宋时期，在偏安政权与理学正统观双重作用下，曹操评价急转首下。朱熹撰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实行“帝蜀寇魏”的书写方式，将曹魏排除出正统序列。民间评价同步转变，苏轼记载京城瓦舍说书场景：“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颦蹙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”，显示尊刘贬曹己成为大众情感倾向。
元代在异族统治的特殊背景下，曹操被进一步妖魔化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记载岳飞特别鄙视曹操：“指操为奸贼而鄙之”，借古讽今表达对北方政权的不认同。杂剧中的曹操形象更趋负面，为《三国演义》的奸雄塑造奠定基础。
明清，奸雄形象的定型与普及
明代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广泛流传，曹操的奸雄形象深入人心。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曹操塑造成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的矛盾体，通过“梦中杀人”、“借首平忿”等情节强化其权谋诡诈，又通过“割发代首”、“焚书不问”展现其政治智慧，形成立体而偏负面的文学形象。
文人诗词进一步强化奸雄标签。明人诗句“奸雄窃神器，霸王气并吞”首指其篡位本质；范景文《魏武疑冢》以“虚冢七十二，未埋英雄骨”讽刺其多疑性格。铜雀台意象成为奢靡象征，区大相《铜台引》表面写“君不见魏帝当年号神武，气吞吴蜀势如虎”，实则暗含对其霸道的批判。
清代曹操彻底成为道德反面教材。赵翼在史学著作中批评：“曹操以权术相驭”，否定其用人之道。《红楼梦》通过人物对话将曹操列为“大恶者”，与蚩尤、桀纣并列，评其“挠乱天下”，完全定调为历史罪人。至此，经过六百年的形象演变，曹操在官方与民间话语中完成了从英雄到奸雄的转变。
宋代至清代曹操评价变迁
北宋:功过并重，司马光：“蓄无君之心” ，能臣与野心家并存 。
南宋:正统观主导 ，朱熹：“帝蜀寇魏” ，篡逆奸贼 。
元代:民族情绪强化 ，岳飞：“奸贼” 异族统治象征 。
明代:道德审判 ，罗贯中：“乱世奸雄” ，文学化奸雄 。
清代: 全面否定 ，《红楼梦》：“大恶者” ，祸国奸臣 。
评价变迁背后的历史逻辑
曹操评价之演变轨迹，映照出中国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之深刻变迁。自魏晋至隋唐，实用主义政治观为主流，乱世中统一北方之功绩，使曹操获高度赞誉。然宋以后，理学正统观念渐强，“忠君”成首要道德标准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举，自然被钉于耻辱柱上。“逮乎魏武，法尚峻”，从法治角度言其统治之缺陷。
地缘政治同样深刻影响着曹操评价。东晋、南宋等偏安江南的政权，出于与三国东吴相似的处境，自然倾向“尊刘贬曹”以彰显自身正统性。如南宋陆游诗句“邦命中兴汉，天心大讨曹”将抗金事业比作蜀汉讨曹，使曹操成为北方侵略者的象征。这种政治隐喻在元清异族统治时期更为凸显。
民间文艺的传播放大了曹操的负面形象。宋代说话艺术、元代杂剧、明代小说层层累积，将史书中的复杂人物简化为白脸奸臣。《三国演义》中“宁教我负天下人”的极端表述，虽非正史记载，却成为大众心中曹操的标志性话语。铜雀台、疑冢等符号经过文学渲染，构成大众文化记忆中的曹操意象。
结语：复杂性与动态性的历史启迪
曹操的历史评价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光谱——从魏晋时期“超世之杰”的赞誉，到唐代“匡正之功”的褒扬，再到宋明以降“白脸奸臣”的定型，最终在清代登峰造极成为“挠乱天下”的千古罪人。这一演变绝非偶然，而是正统观念深化、民族心理变迁与民间文艺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曹操评价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：历史人物的形象永远处于被重新诠释的过程中。东晋习凿齿撰写《汉晋春秋》时哀叹“吴魏犯顺而强，蜀人杖正而弱”，己预示道德评价将超越事功评价；而明代罗贯中将曹操置于忠奸冲突的戏剧框架中，则使文学真实逐渐取代历史真实。这种重塑过程本身，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。
当我们在洛阳曹操墓遗址前驻足，或许应超越简单的“英雄”或“奸雄”二元判断，回归唐太宗相对公允的评断：“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”——承认其非凡才能，亦不避讳其历史局限。曹操的历史形象嬗变证明：评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时，重要的不是得出确定结论，而是理解评价背后的时代语境与价值取向。在永恒的重评中，历史才真正活在我们中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