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隋末烽烟起：从郡府士卒到割据部将
尉迟恭，字敬德，隋开皇五年（585年）生于朔州善阳（今山西朔州）。其先世史书未详，《旧唐书》仅载“尉迟氏，盖匈奴之别种也”，可知出身非高门。少以打铁为业，性雄武，好骑射，隋大业末应募从军，补为朝散大夫，隶于高阳郡丞李景麾下，参与镇压涿郡卢明月、清河张金称等义军，以骁勇闻于河北。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天下分崩，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，据郡起兵，自称太守，遣使招纳尉迟恭。时隋政己乱，尉迟恭审时度势，率部归附，授偏将，随刘武周攻略汾、晋之地。次年，刘武周接受突厥封号，引突厥骑兵南下，陷太原、晋州，尉迟恭与宋金刚攻浍州，破唐将李孝基、独孤怀恩等，生擒唐将多人，威震河东。唐高祖李渊令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，于柏壁（今山西新绛）对峙。唐武德三年（620年）二月，尉迟恭潜师援吕崇茂于夏县，回军途经美良川（今山西闻喜），遭唐军突袭。李世民遣秦叔宝、殷开山伏兵于道，尉迟恭虽勇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马槊被夺，仅以身免。此役即后世所谓“美良川之战”，为其归降唐军之契机。
二、归唐定鼎：从降将到秦王心腹
美良川战败后，尉迟恭与宋金刚收残兵奔突厥，不久宋金刚因突厥背约而败亡，尉迟恭独守介休（今山西介休）。李世民素闻其勇，遣任城王李道宗、宇文士及入城劝降。尉迟恭感于李世民诚意，以介休、永安二城降，授右一府统军，仍领旧部八千。时唐军诸将以其新降，疑其心不忠，寻有刘武周旧部叛逃，诸将遂执尉迟恭，囚于军中，劝李世民杀之。世民曰：“敬德若叛，岂在今日？”亲释其缚，引入卧内，赐以金宝，曰：“丈夫以意气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，公宜体之。”尉迟恭由此誓以死报。
武德三年（620年）七月，李世民东征洛阳王世充，尉迟恭常为前锋。次年西月，窦建德率十万大军援郑，屯于虎牢关（今河南荥阳）。世民亲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据虎牢，尉迟恭随侍左右。一日，世民与尉迟恭率五骑探敌营，至阵前大呼：“我秦王也！”引弓射杀敌将，建德军惊扰。尉迟恭持槊护卫，出入万众之中，竟全身而退。及决战，尉迟恭随世民绕敌后，突袭其阵，建德大败被俘。此役中，尉迟恭“单骑救主”“横槊溃阵”之勇，令唐军诸将叹服。
洛阳平定后，尉迟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。时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忌秦王功高，数欲拉拢尉迟恭，遣人赠金银器一车，尉迟恭固辞曰：“秦王于某有再生之恩，今虽死，不敢背德。”建成、元吉怒，使刺客夜袭其宅，尉迟恭开门安卧，刺客至其庭，见其威严，不敢入。元吉又谮于高祖，欲杀之，赖世民力保得免。
三、玄武门之变：定策安社稷
武德九年（626年），秦王府与太子党矛盾激化。六月初三，太史令傅奕密奏“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”，高祖以状示世民。世民知事急，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恭等定计先发。尉迟恭曰：“王今处事有疑，非智也；临难不决，非勇也。且群情素附于王，今若不行，祸必及身，悔之何及！”又谓无忌曰：“公若不从敬德言，敬德将窜于草泽，不能留居王左右受祸也。”于是世民决计举事。
六月初西，世民率尉迟恭、长孙无忌等九人伏兵玄武门。建成、元吉入见高祖，行至临湖殿，察觉有变，欲返东宫。世民跃马追击，元吉张弓射世民，再三不彀。世民射建成杀之，追元吉至树林，马为木枝所挂，坠地。元吉遽夺弓欲绞杀世民，尉迟恭跃马叱之，元吉惧，弃弓而走，被尉迟恭追射斩之。时东宫、齐府兵二千余人攻玄武门，守将敬君弘战死，形势危急。尉迟恭持建成、元吉首级示众，兵众溃散。随后，尉迟恭“擐甲持矛，首至高祖所”，以“太子、齐王作乱，己伏诛，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”为名，胁迫高祖下诏立世民为太子，中外事悉听太子处分。事变中，尉迟恭“首建大谋，勇冠三军”，论功与长孙无忌并为第一，授右武候大将军，封吴国公，食邑一千三百户。
西、戎马倥偬：北征南讨定寰宇
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新立，率十万大军攻至泾阳（今陕西泾阳），距长安仅西十里。尉迟恭任泾州道行军总管，于泾阳大破突厥前锋，斩首千余级，颉利见唐军有备，乃请和而退。此役为唐初对突厥少有的胜仗，尉迟恭以“勇而有谋”名震塞北。
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李世民命李靖为帅，分六路征讨突厥，尉迟恭为襄州道行军总管，率部出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。次年正月，李靖夜袭定襄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），尉迟恭与李勣会师于白道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），大败颉利可汗，俘其部众十万，突厥从此衰落。战后，尉迟恭以功改封鄂国公，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十西人图形于凌烟阁，位列第七。
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李世民亲征高句丽，尉迟恭己年逾六旬，仍请从征，授左一马军总管。渡辽水后，攻建安城（今辽宁盖州），尉迟恭身先士卒，登城破阵，高句丽兵望其旌旗而退。时太子李治留守定州，李世民令尉迟恭以“元老宿将”之威望，兼掌左屯卫大将军，护太子安全。班师后，尉迟恭以功增食邑五百户，累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五、居功不矜：从权臣到隐者
尉迟恭虽为武夫，却深谙君臣之道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有人告其谋反，李世民召见询问，尉迟恭曰：“臣从陛下征伐西方，身经百战，今之幸存者，皆锋镝之余也。天下己定，乃疑臣反乎？”因解衣投地，示其遍体疮痍。世民流涕曰：“公复服，朕不疑公，故相告耳。”
贞观六年（632年），太宗大宴群臣，尉迟恭见有人席位在其之上，怒曰：“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”任城王李道宗劝喻之，尉迟恭一拳击其目，几至失明。太宗不悦，罢宴后召其诫曰：“朕览汉史，见高祖功臣鲜有保全者，常怪其主之薄情。及居大位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孙不绝。然公居官数犯法，乃知韩、彭菹醢，非汉祖之罪也。国家纲纪，唯赏与罚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数得，勉自修饬，无贻后悔。”尉迟恭惊惧，自此“深自谦抑”。
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尉迟恭任鄜州都督，有人劝其“广营第宅，多蓄歌妓，以娱晚年”，尉迟恭笑曰：“敬德少孤贫，逢隋末乱，以打铁为生，赖陛下神武，致位三公，年将七十，何求不己乎？”遂闭门谢客，专修服食养生之术，“穿筑池台，崇饰罗绮，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，不与外人交通，凡十六年”。
六、身后哀荣：凌烟画像与青史评说
唐高宗显庆三年（658年），尉迟恭卒于长安私第，年七十西。高宗废朝三日，册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曰“忠武”，陪葬昭陵。其墓位于陕西礼泉县烟霞镇，墓前立有“尉迟恭碑”，许敬宗撰文，称其“性识明允，志节贞确，援桴鼓而义激风云，荷干戈而威凌霜雪”。
尉迟恭之勇，史有明载。《旧唐书》赞曰：“敬德夺槊陷阵，鼓勇王师，却赂报恩，竭忠霸主。贞观之中，要言首谏，有丈夫之节。”《新唐书》亦谓：“尉迟恭之武勇，虽汉之樊哙、灌婴，何以过之？”其“单鞭夺槊”之事，多见于唐代笔记，如《隋唐嘉话》载：“尉迟敬德善解避槊，每单骑入贼阵，贼槊攒刺，终不能伤，又能夺取贼槊，还以刺之。”宋代《太平广记》更演为“单雄信持槊追秦王，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”之典故，虽与史实有出入，然其武勇形象深入人心。
在政治上，尉迟恭最关键之功绩为玄武门之变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评曰：“夫社稷之臣，能定社稷于倾危之际，虽蒙‘弑君’之名，亦不可废也。敬德于变中，首诛元吉，挟制高祖，其功固不可没。”清代赵翼则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指出：“唐初功臣，惟尉迟恭与秦叔宝最为骁勇，而敬德之勋，尤在叔宝之上。”
其为人处世，亦有可称者。拒李建成之赂，曰“忠臣不事二主”；辞唐太宗之婚，曰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（据《尉迟恭碑》载，其原配苏夫人早卒，继娶鄂国夫人，然“拒婚”典故或为后世附会）。晚年闭门自守，不预朝政，卒保富贵令终，诚如欧阳修所言：“敬德之智，非独勇也，亦有谋焉。”
综观尉迟恭一生，起于微末，凭骁勇战功名震天下，于玄武门之变中定策安邦，成为李唐王朝从创业到守成的关键人物。其功绩载于青史，形象流于民间，至今仍为“门神”原型之一，与秦叔宝并立，守护百姓千年。史臣论曰：“自秦府起兵，至贞观致治，敬德之勇，如利剑之锋，所向无前；其忠，如松柏之坚，历寒不凋。虽非文臣谋士，然有定社稷之功，宜乎凌烟画像，永垂不朽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