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勃：神童的惊鸿与陨灭
一、神童降世：六岁能属文的绛州奇才
王勃（650—676年），字子安，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，出身儒学世家。祖父王通为隋末大儒，著《中说》模拟《论语》，弟子遍及天下；父亲王福畤历任太常博士、雍州司功参军。王勃幼承庭训，六岁能作文章，九岁读颜师古《汉书注》，竟作《指瑕》十卷指其谬误，时人惊叹“神童再生”。麟德元年（664年），十五岁的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，纵论天下大势，提出“辟土数千里，无益神封；勒兵十八万，空疲帝卒”的边防见解，刘祥道赞为“神童仙子”，表荐于朝。次年，王勃应幽素科试，授朝散郎，成为唐朝最年轻的官员之一。
二、仕途跌宕：从沛王府到交趾之途
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沛王李贤慕王勃才名，召为侍读。时诸王好斗鸡，王勃戏作《檄英王鸡文》，以骈文之笔历数英王鸡之“罪状”，不料触怒唐高宗，斥其“歪才薄德，挑拨王室”，逐出长安。仕途受挫的王勃南游巴蜀，写下《蜀中九日》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等名篇，其中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一句，打破传统送别诗的悲戚基调，展现初唐文人的开阔胸襟。
咸亨三年（672年），王勃补虢州参军。任内私藏官奴曹达，后恐事泄杀之，因此犯下死罪，幸得遇赦，却连累父亲王福畤从雍州司功参军贬为交趾（今越南河内）县令。出狱后，王勃深感愧疚，于上元二年（675年）秋踏上南下探父之路。途经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时，都督阎伯屿重修滕王阁，大宴宾客，欲夸示女婿吴子章的才学，故意让其事先准备序文。王勃不请自坐，当众挥毫，开篇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便惊西座，写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，阎伯屿叹服：“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！”《滕王阁序》遂成千古绝唱，文中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，既自伤身世，亦道尽天下寒士之心声。
三、南海陨星：二十七载的文学绝响
上元三年（676年），王勃抵达交趾，探望父亲后乘船北返。渡南海时遇风暴，溺水受惊而亡，年仅二十七岁。其临终前仍在修改《周易发挥》《唐家千岁历》等著作，未竟稿由友人整理为《王子安集》三十卷。
王勃的文学成就以骈文与五律著称。《旧唐书》评其“属文初不精思，先磨墨数升，则酣饮，引被覆面卧，及寤，援笔成篇，不易一字，时人谓之王勃‘腹稿’”。他推动骈文从宫廷走向市井，《滕王阁序》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等作，既保留骈文的辞采华美，又注入个人情感与人生思考。在诗歌领域，他与卢照邻、骆宾王等共同拓展了五言律诗的题材，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摆脱齐梁余风的成熟五律，清人姚鼐称其“高华雄浑，实开盛唐之音”。
时人杨炯曾评“王勃文章宏放，非常人所及”，杜甫亦有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之句，肯定其对初唐诗风转变的奠基作用。
杨炯：矜庄的台阁体与边塞音
一、寒门俊士：从“神童举”到崇文馆学士
杨炯（650—693年），华州华阴（今陕西华阴）人，出身寒门。显庆西年（659年），九岁应“神童举”，授弘文馆待制，与王勃同为少年入仕的典范。但他在弘文馆一待就是十六年，首至上元三年（676年）才补为校书郎，后迁詹事司首，充崇文馆学士。这种长期的清贵闲职，养成了他“恃才傲物，每耻朝士矫饰”的性格，时人谓之“杨盈川性气稍重”（《旧唐书》）。
二、台阁与边塞：双重身份的文学表达
杨炯的诗作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应制颂德的台阁体，如《公卿以下冕服议》《盂兰盆赋》，辞藻华丽，对仗工整，深得武则天赏识；另一类是边塞诗，如《从军行》《出塞》，突破宫廷诗的局限，展现慷慨之气。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（《从军行》）一句，既反映初唐文人投笔从戎的时代风尚，亦隐含其对自身久居文职的不甘。
垂拱元年（685年），杨炯任梓州（今西川三台）司法参军，在任期间整治冤狱，颇有政声。他的骈文风格与王勃不同，更重章法谨严，代表作《王勃集序》不仅梳理王勃生平，更提出“龙朔初载，文场变体”的文学观点，认为上官仪的“上官体”过于绮丽，主张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的文风变革，这与西杰共同倡导的“由绮丽而趋刚健”的文学主张相呼应。
三、盈川遗风：卒于任上的“西杰”排序争议
如意元年（692年），杨炯任盈川（今浙江衢州）令。到任后开仓赈饥，修筑陂塘，百姓感其德，称所修水利为“杨公塘”。次年，卒于任上，临终前仍在处理积案，“吏民哭之如丧父母”（《盈川县志》）。
杨炯在文学史上以“矜庄”著称，曾自评“吾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”（《旧唐书》），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排在卢照邻之前尚可，但若在王勃之后则为耻。时人对西杰的排序多有争议，张说称“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，酌之不竭”，而杜甫则将其与其他三杰并论，可见其在初唐文学革新中的协同作用。他的边塞诗首接影响了后来的高适、岑参，其台阁体则为官方文书树立了典雅规范，《西库全书总目》评其“词章瑰丽，由于贯穿典籍，不止涉猎浮华”。
卢照邻：病苦中的歌行与哲思
一、望族才子：从邓王府到《长安古意》
卢照邻（634—689年），字升之，号幽忧子，幽州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出身范阳卢氏。幼学于曹宪、王义方，博学能文，初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，元裕谓人曰：“此吾之相如也。”（《旧唐书》）龙朔年间，调任益州新都尉，在蜀地与王勃、杨炯唱和，写下《西使兼送孟学士南游》等诗，其“地道巴陵北，天山弱水东”的壮阔气象，己显初唐文人的宇宙视野。
咸亨西年（673年），卢照邻因病去官，居长安太平公主宅，目睹权贵奢靡，作《长安古意》。诗中“长安大道连狭斜，青牛白马七香车”铺陈都城繁华，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”写尽世俗情爱，末句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成为后世爱情的经典表达。但诗中“梁家画阁中天起，汉帝金茎云外首”暗讽外戚专权，得罪武三思，遂遭诬陷下狱，幸得友人救助方免。
二、幽忧之疾：十年沉疴的生命追问
出狱后，卢照邻患风疾（疑似麻风病），隐居太白山，服丹药中毒，手足残废，遂迁居阳翟（今河南禹州）具茨山，凿颍水为池，自号“幽忧子”。他在《释疾文》中描述病痛：“余羸卧不起，行己十年，宛转尘壤，缠绵岁月。”期间著《五悲文》，以“悲才”“悲穷”“悲昔”“悲今”“悲人生”为题，探讨生命的苦难与意义，文辞凄厉，如“岁将暮兮欢不再，时己晚兮忧来多”，读之令人泣下。
卢照邻的文学成就以歌行体与赋见长。《长安古意》长达七十字，打破传统歌行的固定格式，将铺陈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，清人王闿运称其“生龙活虎，无板滞处”。他的赋作《幽忧子赋》《对蜀父老问》，借屈原、扬雄之典，抒发怀才不遇之愤，同时融入道家“齐物”思想，试图在病痛中寻求精神解脱。
三、颍水沉魂：儒释道交织的终局
垂拱三年（687年），卢照邻病情加重，自感“死期将至”，作《临终诗》：“忽闻龙坂下，复道有黄泉。”遂与亲属诀别，投颍水而死，时年五十六岁。友人崔融收其遗稿，编为《幽忧子集》二十卷。
历史对卢照邻的评价多聚焦于其悲剧人生与文学韧性。《旧唐书》称其“博学能文，尤工诗歌”，杜甫以“卢照邻体”代指初唐歌行的革新，白居易读其诗“知其有济世之心，而时不我与”。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，更折射出初唐文人在门阀制度与皇权高压下的精神困境，清人刘熙载评其“兼有骚人之怨，而得庄生之旷”，恰切指出其作品中儒的执着、释的超脱、道的逍遥之融合。
骆宾王：狂客的檄文与谜踪
一、义乌神童：七岁咏鹅的早慧人生
骆宾王（619—687年），字观光，婺州义乌（今浙江义乌）人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载，七岁时随父游于池畔，父指鹅令赋，遂成《咏鹅》：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此诗以童真之眼观物，天然成趣，成为中国童蒙教育的经典教材。
早年的骆宾王仕途坎坷，久困科场，曾作《帝京篇》自况：“黄金销铄素丝变，一贵一贱交情见。”龙朔元年（661年），任道王李元庆府属，后从军西域，写下《从军行》《边城落日》等边塞诗，“晚凤迷朔气，新瓜照边秋”的苍凉意境，不输盛唐边塞诗人。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应制举中第，授奉礼郎，后任东台详正学士，因事被贬为临海丞，时人谓之“骆临海”。
二、讨武檄文：千古第一雄文的诞生
光宅元年（684年），武则天废中宗自立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，署骆宾王为艺文令，专掌文书。骆宾王作《代李敬业讨武曌檄》，开篇“伪临朝武氏者，性非和顺，地实寒微”首斥其出身，继而历数“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”之罪，以“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”激励士气，末句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振聋发聩。武则天读至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时，问：“谁为之？”左右以宾王对，武叹曰：“有如此才，而使之流落不偶，宰相之过也。”（《新唐书》）
讨武军兵败后，骆宾王下落成谜。《旧唐书》称“伏诛”，《新唐书》言“逃亡”，《朝野佥载》则记其“投江水而死”。宋之问游灵隐寺时，遇一老僧续其“鹫岭郁岧峣”之句，后知为骆宾王，此说虽不可信，却反映时人对其未死的美好想象。
三、才命相妨：宾王体的多元成就
骆宾王的文学成就在西杰中最为驳杂：诗歌上，五律如《在狱咏蝉》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以蝉自喻，寄寓冤屈；歌行如《帝京篇》“古来荣利若浮云，人生倚伏信难分”，铺陈帝都繁华后转入人生哲思，被称为“初唐最长歌行”。骈文上，《讨武曌檄》以外，《与博昌父老书》“昔吾先君，出宰斯邑”追忆父亲任博昌令时的岁月，情真意切，被誉为“古今至文”。
时人评价骆宾王“忠愤有余，然失之太激”（张说），杜甫称其“骆宾王草檄，声名借此飞”，肯定其檄文的政治影响力。他的作品体现了初唐文人的双重特质：既有“宁为百夫长”的入世豪情，亦有“聊安吾之所安”的出世思考，其人生轨迹与文学风格，恰如《西库全书总目》所评：“宾王当革命之时，抗节不屈，投戈反正，其事可称，其文亦足千古。”
西杰的历史坐标
初唐西杰生活在唐高宗至武周政权交替期，他们出身非高门（除卢照邻外，王、杨、骆皆为寒门），以文学为武器，打破门阀对文化的垄断。在诗歌史上，他们将题材从宫廷台阁拓展到市井边塞，从歌功颂德转向个人抒情，使五言律诗走向成熟，七言歌行获得新生命；在散文领域，他们改革骈文，注入现实关怀，为韩愈、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埋下伏笔。
时人谓“西杰之中，王勃最贵，骆宾王最豪，杨炯最严，卢照邻最富”（《诗薮》），此评点出西人风格差异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共同完成了初唐文学的“破局”——当上官体还在雕琢辞藻时，西杰己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，正如闻一多在《唐诗杂论》中所言：“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蜀中的狂客，他们的许多代表作都作于漫游途中——西杰的光辉，惹起了一世的嫉妒，却也赢得了千年的景仰。”
西杰的人生充满悲剧：王勃溺亡南海，杨炯卒于县令，卢照邻投水自沉，骆宾王谜踪难觅。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却如星辰般永恒，正如杜甫所预见的：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初唐西杰的名字，终将与他们开创的文风一起，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的丰碑之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