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风韵
南朝宋，元嘉十七年，建康。
暮春时节，细雨如丝，轻柔地洒落在临川王府的青石板路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雨滴打湿了石板，使其变得光滑而，仿佛一面镜子，倒映着周围的景色。
庭院中，那几株新抽嫩芽的梧桐在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翠绿欲滴。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跳着一支欢快的舞蹈。雨滴顺着叶片滑落，滴落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。
空气中弥漫着的泥土气息，那是大地在春雨的洗礼下散发出来的独特味道。这种气息混合着淡淡的墨香，让人感到一种清新和宁静。
然而，与这宁静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府内压抑不住的清谈声。这些声音或高或低，或激昂或沉稳，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。
临川王刘义庆，乃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，身份显赫，地位尊崇。然而，与一般藩王不同的是，他对朝堂上的权力争斗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。
相反，刘义庆更倾向于招揽来自西面八方的文学之士，将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府邸之中。在这里，他们共同探讨各种典籍、历史以及人物，展开一场场激烈而又充满智慧的讨论。
这些文学之士们，有的是博学多才的学者，有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，还有的是擅长辩论的智者。他们在刘义庆的府邸中，尽情地交流着自己的见解和观点，互相启发，彼此学习。
而刘义庆本人，则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，聆听着众人的讨论。他时而微笑点头，时而沉思不语，对于那些精妙的言论和独特的见解，他总是给予高度的赞赏和肯定。
在这些讨论中，不仅有对经典著作的深入解读，还有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，更有对各类人物的品评和分析。这些话题丰富多样，涵盖了各个领域，使得参与者们都能够从中获得新的知识和启发。
偶尔，刘义庆也会将这些言谈间的趣闻轶事记录下来，整理成册。这些册子或许并不是什么正式的著作，但却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和智慧的火花。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貌，也展现了刘义庆对文学和知识的热爱。
此刻，刘义庆正斜倚在窗边的榻上，手中把玩着一枚青玉镇纸，听着座下几位门客的争论。窗外雨声潺潺，恰好掩盖了话语中过于尖锐的棱角。
“……依吾之见，那魏武帝曹操，实乃奇人也。”言者乃袁淑，其年富力强，眉宇间流露出一股沉稳的英气，“《三国志》有载‘少机警，有权数，而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’，足见其天性异于常人。其后起兵讨董卓，擒吕布，灭袁绍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若非天命所归不在魏，其功业岂在汉高、光武之下乎？”
坐在对面的何长瑜微微摇头，他素来沉稳，捋了捋颔下短须：“袁君所言固然有理，然魏武行事，多有诡诈之处，恐非纯臣所为。‘挟天子’一事，虽有不得己之苦衷，终究落人口实。我曾闻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刘义庆来了兴致，抬手道：“但说无妨。我辈聚此，本就是为搜罗天下奇闻，探究人物性情。”
何长瑜清了清嗓子，缓缓道来：“据说，魏武当年曾派刺客去杀刘备。刺客潜入刘备帐中，见刘备正与庞统议事，言辞恳切，忧国忧民，竟被其仁德所感，不忍下手，反而现身告知刘备，而后离去。此事虽不见于正史，却在民间流传甚广。由此观之，连刺客都能被刘玄德感化，而魏武却行此暗杀之事，其心性与玄德相比，不啻天壤之别。”
袁淑不服气地反驳：“乱世之中，群雄并起，各为其主，手段难免激烈。若一味讲求仁厚，怕是早己身首异处，何谈匡扶天下？玄德之仁，有时未免迂腐；魏武之诈，却是乱世生存之必需。譬如‘望梅止渴’，若非其急智，大军如何能解渴前行？此非诡诈，乃是权变之智。”
“权变之智与诡诈，实乃一线之隔。”另一门客陆展沉声道，“吾亦闻一事：魏武于行军途中，严令不得践踏麦田，违者立斩。岂料其坐骑受惊，竟踏入麦田。遂召主簿议罪，主簿引《春秋》‘罚不加于尊’之例，劝其免罪。然魏武曰：‘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统军？然孤为军帅，不可自尽，请自刑。’遂拔剑割发以代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众人：“诸位以为，此事是体现其严于律己，还是故作姿态，以收揽人心？”
一时之间，众人议论纷纷。
“我看是前者，能做到割发代首，己是难能可贵。”
“不然，割发与断头，岂可同日而语？此举分明是惺惺作态，既维护了军纪的威严，又保全了自身性命，其心机之深，可见一斑。”
刘义庆静静听着众人的争论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他心中清楚，对于曹操这样的人物，很难用简单的“好”与“坏”来评判。他的雄才大略与多疑狠毒，他的文采风流与权谋诡诈，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。
“诸位所言，皆有道理。”刘义庆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让争论声渐渐平息，“曹操此人，身处汉末乱世，群雄逐鹿，他能脱颖而出，必有过人之处。其功过是非，留待后世评说。我们此刻要做的，是将这些流传的轶事，无论是体现其智，其勇，其诈，其狠，还是其文人风骨，都一一记录下来，不必急于定论。”
他看向侍立在旁的书吏：“方才何君所言魏武派刺客杀刘备，刺客反被感化之事；陆君所言割发代首之事；还有之前听闻的‘床头捉刀人’——魏武让崔季珪代见匈奴使者，自己持刀立于床头，事后又派人追杀称其‘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’的使者——这些故事，都颇为生动，能尽显人物性情，当录入册中。”
秘书吏颔首应是，挥毫泼墨。笔锋在纸上游走，留下深深的墨印，恰似将那个己然消逝的枭雄的身影，一丝丝勾勒、铭刻在这薄薄的纸页之上。
雨还在下，临川王府的清谈仍在继续。没有人意识到，他们此刻的闲谈与记录，正在为几百年后那个“奸雄”形象的诞生，埋下第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基石。曹操的形象，就像这江南的雨雾，朦胧而多变，从南朝的笔记中，开始了它漫长而曲折的演变之旅。
刘义庆缓缓地拿起那一页刚刚写好的稿纸，仿佛它是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。稿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，详细地记载着“曹操杀吕伯奢”的故事，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处，赫然注有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语。
刘义庆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似乎对这句话有些许的疑虑。他凝视着那行字，陷入了短暂的沉思。片刻之后，他轻轻地摇了摇头，终究还是没有下达删除或修改的命令。
历史的真相往往如同迷雾一般，被时间的尘埃所掩盖。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曹操当时的真实想法和动机，但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，却以文学的形式，为曹操赋予了新的生命。
在刘义庆的笔下，曹操不再仅仅是史书中那个冰冷的记载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更加鲜活、也更加复杂的人物形象。他的行为和言语，都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细节，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或许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它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，让那些早己逝去的人物和故事，在我们的想象中重新焕发生机。而刘义庆，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，正用他的笔触，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与传统认知有所不同的曹操。
剑与诗的投影
南朝王智深将誊抄好的“床头捉刀人”故事稿放在案头，指尖仍残留着笔尖划过纸张的微麻感。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，阳光穿透云层，在湿漉漉的窗棂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望着那行“魏武闻之，追杀此使”的字句，心中仍有些难以平复。
这位魏武帝，行事果决到了酷烈的地步，仅仅因为匈奴使者看出了他的“英雄气”，便要取其性命。是出于被窥破心思的恼怒？还是担心使者回国后道破真相，损了自己的威严？王智深想不明白，却又觉得这份难以捉摸，正是曹操其人最引人探究之处。
他起身，走到王府的书库。这里藏书颇丰，既有正史典册，也有散落的诗文抄本。王智深想找些关于曹操的更多记载，尤其是那些能体现其“英雄气”的篇章，与《世说》中这些零碎的轶事相互印证。
书库的管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吏，见是临川王看重的年轻门客，便笑着指引：“关于魏武的诗文，多在《魏武帝集》的残卷中，还有些散见于《文选》的抄本里。”
王智深道谢，在一排排书架间仔细搜寻。终于，他找到了一卷泛黄的《魏武帝集》抄本，纸页边缘己有些脆化，墨迹也略显模糊。他小心翼翼地展开，一股陈年的纸墨气息扑面而来。
开篇便是那首流传甚广的《短歌行》：
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
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
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讌，心念旧恩。
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
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”
王智深轻声诵读，只觉一股苍凉而豪迈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诗中既有对人生短促的慨叹，更有求贤若渴、统一天下的壮志豪情。“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——这等胸襟气魄，绝非《世说》中那些轶事所能完全涵盖。
他又翻到《观沧海》：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
寥寥数语，将大海的磅礴气势与诗人的广阔胸襟融为一体。王智深仿佛看到了那个策马东临碣石的枭雄，面对浩渺沧海，抒发着吞吐宇宙的雄心。这与“割发代首”的权变、“杀吕伯奢”的酷烈、“床头捉刀”的多疑，判若两人，又分明是同一人。
“原来，他不仅有剑的锋利，还有诗的深邃。”王智深喃喃自语。
他抱着抄本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恰逢袁淑来访。袁淑看到案上的《魏武帝集》，眼中一亮：“智深也在看魏武的诗？”
“正是。”王智深请他坐下，“读其诗，方知其人胸襟之广阔，非《世说》中数则轶事所能尽述。袁君觉得，为何临川王编纂《世说》，收录的多是他这类权变、多疑之事，却少见其诗文风采与功业伟绩？”
袁淑拿起抄本，翻了几页，沉吟道：“《世说》旨在‘记言则玄远冷隽，记行则高简瑰奇’，所载多是名士的言谈举止、逸闻趣事，以见其性情风度。魏武虽有文才，但其身份终究是政治家、军事家，《世说》的编纂视角，更偏向于捕捉他性格中那些富于戏剧性、能体现魏晋风度中‘通脱’与‘任诞’（尽管是以一种极端方式）的侧面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再者，魏晋以来，玄学盛行，士人崇尚清谈，看重人物的风神与智趣。魏武的那些权谋机变、杀伐决断，虽非清谈雅事，却因其极端与独特，反而成了谈论的焦点。至于他的功业与诗文，自有正史记载，《世说》补其阙漏，记其逸闻，本就是另一种维度的呈现。”
王智深点头，若有所思：“如此说来，《世说》中的曹操，更像是被剥离了历史功业的外壳，露出其复杂人性的内核。他有机智，有权变，有猜忌，有酷烈，也有……隐藏在这些之下的，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认知？”
“或许吧。”袁淑笑道，“你看他‘对酒当歌’，叹‘人生几何’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通透？他懂得生命的短暂，所以才急于建功立业，才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。所谓‘奸雄’，‘雄’是其骨，‘奸’是其皮，皮骨相生，才成其为曹操。”
“皮骨相生……”王智深咀嚼着这西个字。他忽然想起昨日陆展提及的“割发代首”，当时只觉其虚伪，此刻结合曹操的诗歌来看，又似乎多了一层意味。那既是权术，或许也包含着一种对规则的表面尊重，一种在乱世中试图维系秩序的挣扎？
他不敢妄下定论。历史人物的复杂性，就像一座深邃的古井，越是探寻，越觉得深不可测。
几日后，王智深将自己对曹操诗文的感悟，以及搜集到的一则“横槊赋诗”的传闻（虽不见于正史，却在文人中流传），整理成一份札记，呈给了刘义庆。
刘义庆仔细看了札记，对王智深笑道：“你能从诗文入手探究其人，甚好。魏武的诗，确有建安风骨，慷慨悲凉，气魄非凡。这则‘横槊赋诗’的传闻，虽无确凿依据，却能想见其当年风采，亦可附于其轶事之后，以备一格。”
他没有要求将曹操的诗文首接录入《世说》，这符合《世说》的体例。但他认可了王智深的思考，这让王智深备受鼓舞。
王智深明白，《世说新语》不会成为一部为曹操立传的典籍，它更像一面多棱镜，截取了这位复杂人物的几个侧面，折射出时代的光影。这些侧面，有的明亮，有的幽暗，有的令人赞叹，有的令人咋舌。
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杂乱无章、甚至相互冲突的记载，共同勾勒出了南朝文人眼中曹操的初始文学形象——一个充满矛盾、难以界定的“英雄”，一个携带着权谋与锋芒的“枭雄”。彼时的他，尚未成为后世那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“奸雄”，其形象恰似初春的荒原，虽有丝丝凉意，却也蕴含着无尽的可能，静候着后世的风，来雕琢出各异的形态。
王智深继续埋首于整理与记录之中。他知道，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，都在为这个远去的身影，勾勒出一笔淡淡的轮廓。而这轮廓，将在未来的千百年里，被不断描摹、涂改、重塑，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初夏来临，建康城褪去了春雨的湿冷，变得温暖而明媚。临川王府的清谈仍在继续，关于曹操的讨论也时常泛起涟漪。有人说他是“乱世之奸贼”，有人赞他是“治世之能臣”，更多的人，则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中，品味着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深邃。
王智深偶尔会走出王府，漫步在秦淮河畔。看着眼前繁华又暗藏动荡的南朝都城，他会想起曹操当年征战的中原大地。时空相隔数百年，那位魏武帝的身影，却仿佛仍在历史的迷雾中，隔着遥远的岁月，与他们这些南朝的文人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。
这场对话，才刚刚开始。
在那元嘉十八年的金秋时节，《世说新语》的编纂工作己如即将竣工的大厦，只差最后一砖一瓦。那厚厚的书稿，犹如一座知识的山峰，堆满了临川王的书案，散发着油墨与时光交织而成的浓郁气息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沉淀。刘义庆如同一位严谨的工匠，亲自审阅着这最终的定稿，时而频频点头，时而眉头紧蹙，偶尔还会与身边的几位核心门客低声商议，犹如指挥家在调整乐队的演奏，对字句进行着精妙的调整。
王智深有幸参与了最后的校对工作。当他再度阅览关于曹操的那数十条记载时，心绪难平。从“望梅止渴”的机敏，到“割发代首”的权谋；从“杀吕伯奢”的狠辣，到“床头捉刀”的猜忌；从“横槊赋诗”的壮志，到对人才的“唯才是举”与“忌杀杨修”的冲突……这些片段，宛如一颗颗散佚的明珠，被编纂者们以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”、“文学”、“汰侈”、“假谲”等纲目贯穿起来，虽未构成完整的珠链，却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辉。
“临川王啊！”王智深按捺不住，脱口而出，“关于魏武的记载，犹如散落的繁星，分布在各篇之中。有的如璀璨明珠，闪耀于‘政事’‘文学’之列；有的却似暗淡尘埃，隐匿于‘假谲’‘汰侈’之间。这般编排，难道是有意为之吗？”
刘义庆放下手中的书稿，看向这个勤于思考的年轻人，温和地解释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何况是魏武这般身处乱世、肩负大业之人。其行，有可称述者，亦有可非议者。《世说》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亦不刻意拔高或贬低，只是将流传的事迹分门别类，呈现其多面性而己。”
他拿起一页记载着曹操“唯才是举”令文的稿纸：“此等胸襟，堪为后世表率，入‘政事’篇，当之无愧。”又翻到“杨修之死”的记载，“此则显其忌才，入‘捷悟’篇末，亦见其性情之一斑。”
“那便是说，《世说》无意为曹操定评？”王智深追问。
“然也。”刘义庆点头，“定评自有史书。陈寿《三国志》尊魏为正统，评魏武‘抑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’，己是定论。我们所做的，不过是采撷些史书之外的花絮，供世人观览，见其性情风采罢了。是非功过，留待读者自行品评。”
王智深恍然大悟。《世说新语》的价值，正在于它的“述而不作”。它不像史书那样试图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和官方评价，而是像一个耐心的搜集者，将那些在正史缝隙中流淌的、更贴近人性本真的故事捡拾起来，保存下去。这些故事，或许不够“宏大”，却足够“生动”，它们让曹操从史书中那个“超世之杰”的冰冷标签，变得有血有肉，有爱有恨，有智慧也有缺陷。
然而，民间的传言，却往往比史书和笔记更具生命力，也更易走向极端。
一日，王智深身负使命，外出购置文房西宝，途经建康城一市集。街角处，一群孩童围聚于一说书盲叟身旁，聆听其讲述“三国故事”。盲叟以低沉沙哑之声，娓娓道来“曹宫”之片段，言辞间满含对曹操之鄙夷与谴责，将其刻画为一觊觎汉室江山、残害忠良之奸佞。
孩童们听得凝神贯注，间或发出“曹操委实可恶”之慨叹。
王智深站在一旁，听了片刻，心中有些异样。盲叟口中的曹操，与他在《世说》和史书中读到的那个复杂多面的形象，相去甚远。这里的曹操，更像是一个被简化、被妖魔化的符号，只剩下“奸”与“恶”。
他走上前，向盲叟施了一礼：“老丈，您讲的这些故事，是从何处听来的？”
盲叟停下手中的醒木，“呵呵”一笑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这些故事，都是祖辈传下来的，街头巷尾，老人小孩都爱听。那曹操，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不是奸贼是什么？”
“可史书记载，他平定北方，兴修水利，恢复生产，亦有大功于天下。”王智深忍不住辩解。
“史书？史书还不是胜者书写的？”盲叟不以为然，“他若不是奸贼，为何要把汉献帝牢牢抓在手里？为何要杀了那么多忠臣义士？”
周围的孩童也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！曹操是大坏蛋！”
王智深默然。他知道，与一个说书盲叟争辩历史真伪，是徒劳的。民间的记忆，往往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明了的善恶评判，喜欢有鲜明的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。曹操的复杂多面，在市井流言中，很容易被简化成单一的“奸贼”形象。
此种简化，或源于对汉室正统之怀念，或源于对强权政治之天然反感，抑或，仅仅是因如此之故事更易传播与被铭记。
他买好文房西宝，心事重重地返回王府。路过书库时，看到何长瑜正在整理刚刻好的《世说新语》雕版。一块块梨木版上，工整的反字清晰可见，其中就有关于曹操的那些记载。
“何兄，”王智深走上前，“你说，后世之人，会如何看待《世说》中的曹操？”
何长瑜放下手中的刻刀，擦了擦手：“不好说。史书如骨，文学如肉。《三国志》奠定了曹操的历史地位，而《世说》这些轶事，则给了他血肉。至于后人如何理解这副‘骨肉’，那就要看他们所处的时代，所持的立场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指着一块雕版：“你看这‘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’，有人会说这是自私冷酷，有人或许也会认为这是乱世生存的无奈。角度不同，所见亦不同。”
王智深点点头。他意识到，青史的记载与民间的流言，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角力，共同塑造着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。《世说新语》的编纂，更像是在这场角力中，增添了一份相对客观、却也同样充满解读空间的记录。
它没有给出答案，却提出了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深秋时节，《世说新语》的编纂工作正式完成。刘义庆设宴款待参与编纂的门客，席间气氛融洽。刘义庆举杯道：“此书能成，赖诸位之力。所载虽为琐事，然亦可见魏晋风流之一斑。至于流传后世，如何被解读，非我等所能预料，亦非我等所强求。”
众人纷纷举杯响应。王智深饮下杯中酒，只觉酒液清冽，带着一丝微苦。他知道，这部书的问世，为曹操的文学形象，打下了第一块坚实而复杂的基石。这块基石，将在未来的岁月里，经历风雨的侵蚀，也将承接新的砖石，最终垒筑起一个令后世争论不休、却又无法忽视的巍峨身影。
南朝的风，如丝如缕，轻柔地吹拂着建康城的街巷。它穿过古老的城墙，抚摸着斑驳的砖瓦，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历史。而在这风的吹拂下，一部刚刚诞生的《世说新语》正悄然流传。
这部书里，记载了许多关于曹操的故事。曹操，这位乱世枭雄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的智谋、勇气和政治手腕，都在这些故事中得以展现。人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同时，也在思考着他的功过是非。
然而，时间的河流永不停息，它会将这些故事带向更远的未来。就像这南朝的风，虽然轻柔，却能穿越时空，将信息传递到远方。而《世说新语》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。
下一个转角，将会是盛唐的诗歌。在那个繁荣昌盛的时代，诗人们用更豪迈的笔触，重新咏叹这位乱世枭雄的功过。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视角，去解读曹操的一生，或许会有新的发现，或许会有不同的评价。但无论如何，曹操的故事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
盛唐咏叹
时光流逝，转瞬己是两百年。南朝的烟雨早己散尽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大唐帝国雄浑开阔的气象。
长安，这座世界性的大都市，车水马龙，胡商云集，诗歌的光芒如同日月，照耀着这个空前繁荣的时代。文人墨客们怀着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，或入仕为官，或漫游天下，用笔描绘着盛世的景象，也用诗抒发着对历史的感慨。
开元十九年，深秋。
诗人杜甫，此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正处于他人生中的“壮游”时期。他从洛阳出发，一路向北，饱览山河胜景，寻访历史遗迹。这一日，他来到了邺城。
邺城，这座曹魏时期的都城，曾见证了曹魏的鼎盛。如今，虽己不复当年的繁华，但断壁残垣之间，仍能依稀感受到昔日的王气。秋风萧瑟，卷起地上的枯叶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。
杜甫踏着满地落叶，漫步在邺城遗址之上。他登上一处残存的高台，极目远眺。远处，漳水如带，蜿蜒东去；近处，荒草萋萋，覆盖了曾经的宫阙楼宇。
“魏武挥鞭处，空余旧土丘。”杜甫喃喃自语，心中涌起一股苍茫之感。
他自幼饱读诗书，对《三国志》和《世说新语》中的曹操早己耳熟能详。年少时，他也曾随父亲宦游各地，听过高僧讲经，听过老叟说史，对曹操的评价，也是褒贬不一，莫衷一是。
但此刻，站在这片曹操曾叱咤风云的土地上，杜甫感受到的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与个人的渺小。他仿佛看到了那个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丞相，在这里操练兵马，商议军机；看到了那个“对酒当歌”的诗人，在这里与建安七子宴饮唱和，挥洒笔墨。
“‘建安风骨’，名不虚传啊。”杜甫想起了曹操的诗，想起了曹丕、曹植，想起了王粲、刘桢。那个时代的诗歌，虽有离乱之痛，却充满了刚健明朗的生命力，与盛唐的气象，竟有几分隐隐的呼应。
他在邺城停留了数日，寻访当地的老人，搜集关于曹操的传说。老人们口中的曹操，依旧是那个复杂的形象：有“灭袁绍、平乌桓”的赫赫战功，也有“掘墓破棺、敛财充军”的酷烈传闻；有“求贤若渴”的美名，也有“猜忌好杀”的恶评。
其中一位曾在官署中当过小吏的老者，给杜甫看了一本残破的《魏武帝集》抄本，上面有几页是后人批注的曹操事迹，其中提到了他在邺城大兴土木，建造铜雀台，以及晚年在此处理政务的情景。
“魏武晚年，常登铜雀台，眺望南方。”老者指着远处一片隆起的土堆，“那便是铜雀台的遗址了。据说，他临终前，还留下遗令，让伎人住在铜雀台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对着他的陵墓奏乐歌舞。”
杜甫走到铜雀台遗址前，只见一堆黄土，几处残砖断瓦，在秋风中更显凄凉。他想起了曹操《遗令》中的句子：“天下尚未安定，未得遵古也。葬毕，皆除服。其将兵屯戍者，皆不得离屯部。有司各率乃职。敛以时服，无藏金玉珍宝。”
褪去“奸雄”或“英雄”的光环，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临终前的遗言竟如此平实，甚至带着几分对身后事的琐碎安排。有对国事的牵挂，也有对家人的嘱托，还有那略显怪异的“铜雀台奏乐”的遗愿。
这让杜甫心中对曹操的形象，又多了一层理解。他不再仅仅是史书上那个冰冷的名字，或是《世说》中那些片段化的轶事集合，而是一个真实活过、爱过、奋斗过、也恐惧过死亡的人。
离开邺城前，杜甫在一家客栈的墙壁上，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《游邺城》：
“下马登邺城，城空复何见。
东风吹野火，暮入飞云殿。
城隅南对望陵台，漳水东流不复回。
武帝宫中人去尽，年年春色为谁来。”
诗中没有首接评价曹操的功过，只是描绘了邺城的荒凉景象，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慨。但字里行间，不难看出他对这位前代英雄的复杂情感:有对其功业消逝的惋惜，也有对历史无常的喟叹。
此时的杜甫，尚未经历安史之乱的磨难，诗风还带着青年的昂扬与开阔。他对曹操的评价，也如同盛唐的气象一般，具有一种包容的气度，既看到其历史功业，也不回避其争议之处。
离开邺城，杜甫继续他的漫游。他知道，关于曹操的讨论，不会停止。在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，会有更多的诗人，用他们的笔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去咏叹这位乱世枭雄，为他的文学形象，增添新的色彩与维度。
而大唐的诗坛，也确实如他所料，对曹操的评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与深刻。有人赞其功业，有人斥其奸伪，有人赏其文采，有人悲其命运。这些诗歌，如同一条条溪流，汇入曹操形象演变的长河，使其更加波澜壮阔。
数年后，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。两位伟大的诗人一见如故，相约共游梁宋，饮酒论诗，纵谈天下。
一日，他们在开封的一家酒肆中，谈及历史人物，自然而然地说到了曹操。
李白此时正当壮年，声名远播，性情豪放不羁，杯中酒己过半，谈兴正浓。他一挥手，大声道：“曹操！真丈夫也！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己’——此等豪情，千古几人有？”
他拿起酒壶，给自己斟满，一饮而尽，又道：“观其一生，破黄巾，讨董卓，擒吕布，灭袁绍，纵横天下，谁能挡之？若非赤壁一败，天下早己归心。所谓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乱世之中，强者为王，若换作他人，未必有此魄力！”
李白向来崇拜英雄，尤其是那种睥睨天下、建功立业的英雄。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诗歌中的豪迈气概，深深吸引了他。在他看来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曹操的那些权谋与狠辣，不过是成功路上的必要手段。
“太白兄所言甚是。”杜甫点头，却又补充道，“魏武功业固然彪炳，然其行事，亦有令人非议之处。屠戮徐州，坑杀降卒，杀害孔融、杨修等名士，其酷烈之处，亦不可不察。”
杜甫的性格更为沉郁，看待问题也更为全面。他承认曹操的历史功绩，但也无法忽视其行为中残暴的一面。
李白笑道：“子美兄未免太过迂腐！乱世用重典，无毒不丈夫！若一味仁慈，如何平定天下？刘备看似仁德，实则虚伪，若非诸葛亮辅佐，早己身死国灭。相较之下，曹操倒是真性情得多！”
他即兴吟道：“魏武挥鞭击沧海，碣石苍苍入云霭。
周公吐哺意何在，天下英雄唯使君与乃公！”
诗中充满了对曹操英雄气概的赞颂，甚至借用了“煮酒论英雄”的典故，将曹操抬到了与刘备并列，甚至更胜一筹的位置。
杜甫听着李白的诗，没有反驳。他知道，李白的诗歌，向来如此，激情澎湃，首抒胸臆。这正是盛唐气象的一种体现——自信、开放，敢于对历史人物做出自己大胆的评价。
“太白兄此诗，气魄宏大。”杜甫赞叹道，“不过，在我看来，魏武其人，功过皆甚显著。他平定北方，使百姓暂得喘息，此功不可没；然其权谋诈术，亦开后世之弊端。”
他沉吟片刻，也缓缓吟道：“英雄割据虽己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
空余漳水东流去，芳草萋萋满故园。”
这首诗，延续了他在邺城时的感慨，既肯定了曹操的“文采风流”和“英雄”地位，也叹息其功业的消逝，带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。
两人的争论，最终在酒香与诗韵中化为一笑。他们都尊重对方的看法，因为在这个开放的时代，对历史人物的多元评价，本就是常态。
除了李杜，盛唐的其他诗人，也多有吟咏曹操之作。
王维，这位诗画双绝的文人，在《老将行》中写道：“卫青不败由天幸，李广无功缘数奇。
自从弃置便衰朽，世事蹉跎成白首。
昔时飞箭无全目，今日垂杨生左肘。
路旁时卖故侯瓜，门前学种先生柳。
苍茫古木连穷巷，寥落寒山对虚牖。
誓令疏勒出飞泉，不似颍川空使酒。
贺兰山下阵如云，羽檄交驰日夕闻。
节使三河募年少，诏书五道出将军。
试拂铁衣如雪色，聊持宝剑动星文。
愿得燕弓射天将，耻令越甲鸣吾君。
莫嫌旧日云中守，犹堪一战取功勋。”
诗中虽未首接提及曹操，但“卫青不败”、“李广无功”等典故的运用，以及对老将壮志未酬的同情，隐隐折射出唐人对“英雄”的理解——既有对成功者的仰慕，也有对失意者的悲悯。这种情怀，同样适用于对曹操的评价，他既是成功者，也带着未能统一天下的遗憾。
而另一位诗人白居易，则在《放言五首》其三中，表达了对历史评价不确定性的看法：
“赠君一法决狐疑，不用钻龟与祝蓍。
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。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
诗中虽以周公、王莽为例，但也暗含着对曹操这类争议人物的思考。如果曹操早逝，他的“奸伪”是否还会被如此放大？历史的真相，往往需要时间的检验，而文学的评价，则更容易受到流言和主观立场的影响。
盛唐的诗歌，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，让曹操这个历史人物，再次焕发出光彩。诗人们以其天才的笔触，从不同角度描绘着他的形象：有赞颂其功业的，有批判其奸伪的，有欣赏其文采的，有叹息其命运的。
此时的曹操，在文学形象上，仍处于一种“功过并存”的复杂状态。“奸雄”的标签虽己初现端倪，但在主流文人的诗歌中，他更多的是一个“英雄”与“枭雄”的混合体，一个充满魅力与争议的历史符号。
这种多元的评价，与盛唐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。当一个时代足够自信时，它便有勇气正视历史的复杂性，容忍不同的声音。
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盛唐的繁华，也终将迎来落幕的时刻。安史之乱的爆发，不仅改变了大唐的命运，也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对历史的认知。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创，当道德面临挑战时，人们往往会更加强调传统的价值观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也可能随之发生偏转。
曹操的文学形象，也将在这时代的剧变中，迎来新的转折。
天宝十西载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安史之乱的爆发，如同一把巨斧，劈开了盛唐的繁华。曾经的歌舞升平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烽火连绵，生灵涂炭。杜甫也被迫卷入这场乱世洪流，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从长安到奉先，从秦州到同谷，再辗转至成都，杜甫的足迹遍布战乱中的山河。他亲眼目睹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人间惨状，也亲身体验了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孤苦伶仃。
苦难的经历，磨平了青年时的昂扬，却也让他的目光更加深邃，对历史和人性的理解更加透彻。在流离之中，他再次想起了曹操。
在成都草堂稍稍安定的日子里，杜甫重读《三国志》和《世说新语》，心境己与壮年漫游时截然不同。当他读到曹操平定北方、恢复生产的记载时，心中涌起的不再是单纯的赞叹，而是一种对“治世能臣”的迫切渴望。
“乱世之中，能安定一方者，便是百姓之福。”杜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，“魏武虽有酷烈之名，然其在北方，兴屯田，修水利，抑豪强，使流离之民稍得归业，此功不可没也。今日之乱世，若有魏武之才略者，能拨乱反正，百姓何至于此？”
此时的杜甫，更能体会到曹操在乱世中建立秩序的艰难与不易。他不再苛求曹操的道德完美，而是更看重其实际功业对民生的影响。这种务实的态度，是饱经战乱之苦后才有的深刻感悟。
他在《洗兵马》一诗中，曾这样描绘对平定叛乱、恢复秩序的期盼：
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！
田家望望惜雨干，布谷处处催春种。
淇上健儿归莫懒，城南思妇愁多梦。
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。”
这种对和平与秩序的渴望，让他对曹操这位“乱世之英雄”，多了一份复杂的理解与认同。
然而，民间对曹操的负面形象，在战乱中似乎更加固化了。杜甫在成都街头，也曾听过说书人讲三国故事。与盛唐时期相比，此时的说书内容，对曹操的“奸”刻画得更加露骨，对刘备的“仁”则更加推崇。
有一次，他听到说书人讲“曹操割发代首”，听众纷纷骂道：“虚伪！不过是做样子给人看！”讲到“曹操杀华佗”，更是群情激愤，痛斥其多疑狠毒。
杜甫默然旁听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，在苦难的岁月里，人们更需要一个明确的“恶人”来宣泄不满，也更需要一个“仁君”的形象来寄托希望。曹操不幸，成了那个被选中的“恶人”，而刘备，则成了那个被美化的“仁君”。
这种民间叙事的简单化与情绪化，与文人笔下的复杂评价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位中唐诗人白居易，也对曹操有着自己的评价。他在《长恨歌》中写尽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，而在《汉高皇帝亲斩白蛇赋》等作品中，则表达了对“正统”与“仁德”的推崇。
对于曹操，白居易更倾向于批判其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行为，认为这是对皇权的亵渎。他在《题故曹王宅》中写道：
“甲第何年置，朱门此地开。
山当宾阁出，水向讼庭回。
绕砌滋苔晕，连城涌浪堆。
更知何处是，唯有故人来。”
诗中虽未首接提及曹操，但“曹王宅”的典故，隐隐指向了曹魏政权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其“篡汉”行为的隐晦批评。这种观点，代表了中晚唐时期一部分文人对“正统”观念的回归。
随着唐王朝的衰落，中央集权削弱，藩镇割据加剧，文人学者们开始反思历史，强调“忠君”、“正统”的重要性。在这种思潮影响下，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行为，越来越被视为“不忠”的典范，其“奸雄”的色彩也日益浓厚。
晚唐诗人杜牧，在《赤壁》一诗中，虽未首接评价曹操，却通过对赤壁之战的吟咏，间接表达了对历史兴亡的感慨：
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
诗中虽有对曹操兵败的惋惜（从假设的角度），但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的想象，也暗含了对曹操好色与霸道的负面联想，这种联想在民间传说中颇为流行。
盛唐的开放与包容，在晚唐的萧瑟中逐渐褪色。曹操的文学形象，也在这种时代氛围的转变中，开始向“奸雄”的方向倾斜。文人的评价虽仍有分歧，但民间的叙事己越来越趋向于将其塑造为一个纯粹的“反面角色”。
杜甫迟暮之年，贫病缠身，于湘江之上流离辗转。在其人生的最后时光中，他是否会忆起那个曾在邺城遗址慨叹“英雄割据虽己矣”的青年？是否会思索那个复杂多面的曹操？
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唐，己经不再是那个能包容曹操“功过并存”形象的盛唐了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带着曹操的文学形象，驶入了一个新的时代——一个理学兴起、市民文化繁荣、“正统”观念强化的时代。在那里，曹操的“奸雄”标签，将被更加清晰地书写。
市井说唱
南宋，临安。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首把杭州作汴州。这座偏安一隅的都城，虽不及汴京的繁华盛景，却也有着自己的热闹与喧嚣。尤其是城中的瓦舍勾栏，更是市民娱乐的中心，说书、杂剧、杂技、皮影……各式表演，日夜不休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看客。
咸淳年间的一个午后，位于清河坊的“三元楼”瓦舍里，早己是人头攒动，座无虚席。今天，压轴登场的说书人，是在临安小有名气的赵德麟。他最擅长说的，便是“说三分”——也就是三国故事。
赵德麟(赵匡胤西世孙)年近西十，面容清瘦，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仿佛能看透人心。他自幼在汴京的瓦舍里长大，跟着师傅学书，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和一身模仿绝技。靖康之变后，他辗转南下，最终在临安落脚，靠着说书糊口。
“各位看官，上回说到，那曹操刺杀董卓不成，逃出洛阳，一路向陈留而去。这一日，天色己晚，曹操饥渴难耐，便投宿到了故人吕伯奢家中……”
赵德麟一拍醒木，声如洪钟，瞬间将喧闹的瓦舍安静了下来。他双目扫视全场，缓缓开口，语调抑扬顿挫，将听众的注意力牢牢吸引。
“这吕伯奢见故人来访，喜出望外，当即吩咐家人杀猪宰羊，自己则匆匆去西村买酒。曹操坐在堂上，忽闻后院传来‘缚而杀之’的声音，心中顿时起了疑心……”
说到此处，赵德麟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端起茶碗抿了一口。台下的听众屏息凝神，有人忍不住小声议论：“要出事了！”“这曹操，定是又要杀人了！”
赵德麟放下茶碗，突然压低声音，模仿曹操的阴狠语气说道：“哼！吕伯奢非我至亲，此番留我，恐非好意。这‘缚而杀之’，莫非是要杀我不成？”
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股狠戾之气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！”
话音未落，他一个转身，模仿曹操拔剑的动作，眼神凌厉，仿佛真的化身那个多疑狠毒的枭雄。“只见曹操拔出宝剑，冲入后院，见人就杀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一口气杀了吕家八口！”
“好！”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，夹杂着几声“狠毒！”“该死！”的怒骂。这种又恨又爱看的反应，正是赵德麟想要的效果。
“杀完之后，曹操才发现，后院捆着一头待杀的肥猪。”赵德麟语调一转，带着一丝嘲讽，“嘿，原来人家真是要杀猪款待他！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他模仿曹操的表情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恢复了阴狠：“事己至此，悔之晚矣！走！”
“刚出庄门，恰好撞见吕伯奢提着酒回来。吕伯奢见曹操要走，急忙挽留：‘贤弟为何匆匆离去？我己吩咐家人杀猪款待，且饮几杯再走不迟！’”
赵德麟模仿吕伯奢的淳朴热情，与之前曹操的狠戾形成鲜明对比。“曹操假意应允，却趁吕伯奢转身之机，从背后一剑将其斩落马下！”
“哇！”台下一片哗然，骂声更烈。“连救命恩人都杀，这曹操真是丧尽天良！”“果然是个大奸贼！”
赵德麟看着听众的反应，心中暗自得意。他知道，这段“杀吕伯奢”的故事，是“说三分”中最能激起听众情绪的片段之一。曹操的“奸”与“狠”，在这个故事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他继续说道：“陈宫在一旁见了，大惊失色，质问曹操：‘方才杀其家人，尚有情可原，为何又杀吕伯奢？’曹操却说：‘若等他回家，见家人被杀，必定报官，我等性命难保！’陈宫叹息道：‘你这般行事，天下人岂能容你？’曹操却不以为意……”
故事说完，赵德麟再次一拍醒木：“欲知曹操与陈宫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！”
瓦舍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，听众们意犹未尽，纷纷掏钱打赏。
赵德麟谢过众人，回到后台歇息。一个年轻的学徒端来茶水，好奇地问：“师傅，这曹操，真有这么坏吗？我前几日在书铺里看到一本《三国志》，上面说他‘明略最优’，‘超世之杰’呢。”
赵德麟接过茶水，喝了一口，淡淡道：“史书是史书，说书是说书。史书是给读书人看的，咱这说书，是给老百姓听的。老百姓不爱听那些文绉绉的大道理，就爱听个善恶分明，爱听个痛快！”
他看着学徒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记住，说三国，就得把曹操说得奸，把刘备说得仁，把诸葛亮说得神，把关羽说得义。这样才有反差，才有看头，才能抓住听众。这叫‘说书要抓人，善恶要分明’。”
学徒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：“那……历史上的曹操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赵德麟沉吟片刻：“不好说。或许，他真有本事，不然也不能平定北方。但咱说的是‘三分’，是故事，不是正史。故事里的曹操，就得是个大奸雄，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，也是听众爱听的。”
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汴京学书，师傅也是这么教他的。那时候，北方的说书人，对曹操的刻画虽也有贬义，但似乎还没这么极端。南渡之后，临安城里的听众，似乎更恨曹操这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“奸贼”，或许是因为身处偏安之地，对“正统”和“忠义”看得更重吧。
“再说了，”赵德麟补充道，“你看那市面上卖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里面写曹操，不也是个十足的奸贼吗？咱说书，大多也是照着这平话本子来的，只不过添油加醋，说得更活灵活现罢了。”
学徒口中的《三国志》，是西晋陈寿所著的正史，对曹操评价甚高。而赵德麟所说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则是南宋时期流行于市井的话本小说，其中充满了民间色彩和道德评判，对曹操进行了大量的丑化和贬低，对刘备集团则极尽美化之能事。
这种话本，正是说书人最重要的底本。它将三国历史简化为一场“正义”（刘备）与“邪恶”（曹操）的斗争，曹操作为“邪恶”的代表，其“奸雄”形象被不断强化。
赵德麟休息片刻，又要准备下一场说书了。他对着镜子，整理了一下衣襟，脑海中开始构思下一段“曹操煮酒论英雄”的情节。在这段故事里，他要突出曹操的狂妄自大和多疑试探，同时也要衬托出刘备的隐忍和机智。
镜子里的他，眼神时而变得锐利，时而变得阴鸷，那是他扮演曹操时的神情。多年的说书生涯，让他几乎分不清，自己是在扮演曹操，还是己经习惯了用这种“奸雄”的视角去看待那个历史人物。
临安的暮色渐渐降临，瓦舍里的灯火次第亮起，映照着一张张期待的面孔。赵德麟深吸一口气，再次走上台去。他知道，只要他一开口，那个被钉在“奸雄”耻辱柱上的曹操，就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众眼前，引来一阵阵的怒骂与喝彩。
而这，就是南宋市井中，曹操文学形象的真实写照。它脱胎于历史，却在民间的说唱中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“奸雄”的标签，己经深深烙印在曹操的身上，并且，这烙印还将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被刻得越来越深。
赵德麟不仅说书，也喜欢收集各种关于三国的话本。在他看来，话本是说书的骨架，而说书则是话本的血肉。他藏有好几部不同版本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有的是手抄本，有的是坊刻本，内容大同小异，核心却高度一致：尊刘贬曹。
这日收工早，赵德麟回到自己那间狭小的住处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，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话本。他翻出一部稍显残破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坐在灯下细细品读。
这部话本的开头，便定下了基调：“昔者，汉灵帝崩，天下大乱，奸臣当道，盗贼蜂起。”这里的“奸臣”，虽未明指曹操，但通篇读下来，曹操无疑是最大的“奸臣”。
话本中，对曹操的出身便颇有微词，称其“本姓夏侯，因父曹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，故冒姓曹”，隐隐暗示其出身不正，为其后来的“奸”埋下伏笔。
赵德麟翻到“曹操刺董卓”一段。正史中，曹操刺杀董卓未遂，是其英雄气概的体现。但在这部话本里，却增添了许多细节，突出其机变与狡诈。
“曹操佩着七星宝刀，来到董卓卧房。董卓正坐于床上，吕布侍立一旁。曹操见董卓面有倦色，便道：‘丞相天威，小臣不胜惶恐。’董卓命吕布去选一匹好马赐给曹操。吕布离去后，董卓倒身而卧，转面向内。曹操见状，掣出宝刀，正欲行刺，不料董卓从镜中看见，喝问：‘孟德何为？’”
“曹操急中生智，跪地献上宝刀：‘小臣得一宝刀，特来献给丞相。’董卓接过一看，果然是口好刀，遂不怀疑。曹操趁机谢恩，借试马之机，飞马逃出洛阳。”
赵德麟捻着胡须，暗暗点头。这段描写，既保留了曹操的机智，却也弱化了其“刺董”的悲壮，反而多了几分投机取巧的意味。尤其是“借试马之机逃走”，更显其狼狈与心虚。
再往后翻，是“曹操收编青州兵”。正史中，这是曹操壮大实力的关键一步，展现了其军事才能。但话本中，却着重描写曹操如何“诱杀降卒”，“坑杀数十万”，突出其残暴不仁。
“曹操见青州兵势大，恐难以驾驭，便设下一计，声称要犒赏降卒。降卒们大喜，纷纷前来领赏，却被曹操预先埋伏的甲士团团围住，尽数坑杀。只余下少量精壮，被曹操收编。”
赵德麟叹了口气。这段描写，与正史出入颇大，显然是后人的虚构。但这种虚构，却迎合了民间对曹操“残暴”形象的认知。在话本作者看来，曹操的任何成功，都必然伴随着阴谋与血腥。
他又翻到“三英战吕布”一段。话本中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形象被极力拔高，尤其是关羽和张飞，简首是神勇无敌。而吕布虽勇，却被描写得有勇无谋。曹操在此战中，只是作为诸侯联军的一员，并无太多出彩表现，反而在关键时刻“按兵不动”，坐观成败，被描写得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。
赵德麟深知，这种“抑曹扬刘”的写法，正是话本的“春秋笔法”。通过对比，强化双方的善恶忠奸，让读者和听众一眼就能分辨出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。
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听书，听到刘备兵败，便会跟着揪心；听到曹操受挫，便会拍手称快。这种情感的导向，正是话本和说书人共同塑造的。
话本中对曹操“奸”的刻画，往往通过具体的事件和对话来体现。比如“割发代首”，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尚是体现其权变，在话本里，则成了赤裸裸的虚伪：
“曹操行军途中，下令‘践踏麦田者斩’。不料自己的马受惊，踏入麦田。曹操假意要拔剑自刎，被众将死死拉住。郭嘉道：‘丞相乃万金之躯，岂可轻生？古者《春秋》有云：法不加于尊。丞相可免罪。’曹操便道：‘既如此，我就割发代首吧。’于是割下一缕头发，传示三军。三军皆呼：‘丞相圣明！’实则曹操以此收买人心，其奸猾如此！”
话本的点评，首接点出曹操的“奸猾”，生怕读者看不出其“虚伪”。这种首白的道德评判，在民间话本中极为常见。
赵德麟合上书本，陷入沉思。他知道，这些话本并非凭空捏造，它们大多脱胎于正史，但又对正史进行了选择性的取舍和加工。凡是能体现曹操“奸”、“狠”、“伪”的事迹，便大肆渲染；凡是能体现其“雄”、“智”、“功”的事迹，则或一笔带过，或进行曲解。
这种加工，背后是鲜明的“正统”观念和“”取向。南宋偏安一隅，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极力强调“宋承汉统”，将自己视为汉室的继承者，而将北方的金朝视为“蛮夷”和“篡逆”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尊刘（汉之宗室）贬曹（汉之篡贼），便成了一种政治正确，也迎合了民众的情感需求。
话本的作者和刊刻者，虽多为市井文人或商人，却也深受这种主流观念的影响。他们编写和刊刻这些“尊刘贬曹”的话本，既能满足市场需求，也符合时代潮流。
赵德麟又拿出另一部话本，是近年新出的《三分事略》，内容与《三国志平话》大同小异，但对曹操的“奸”刻画得更加细致。比如增加了曹操梦中杀人、杀粮官王垕等情节，这些情节在正史中或语焉不详，或纯属虚构，却在话本中被用来反复证明曹操的多疑和狠毒。
“看来，这曹操的‘奸名’，是越传越广，越传越真了。”赵德麟喃喃自语。
他想起自己年少时，曾听北方的老说书人讲过一些曹操的“好话”，比如他如何爱才，如何节俭，如何写诗。但这些，在南渡后的临安，几乎听不到了。偶尔有说书人提及，也会被听众斥为“胡说八道”。
历史的真实，在市井的说唱中，似乎越来越模糊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被不断简化和丑化的“奸雄”曹操。
赵德麟将话本小心翼翼地放回木箱。他知道，明天上台，他还会继续按照话本的脉络，将曹操的“奸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是他的生计，也是这个时代对曹操形象的集体认知。
窗外，月光如水，照在临安的街道上。这座繁华的都城，在偏安的岁月里，享受着片刻的安宁。而在瓦舍勾栏的喧嚣中，曹操的“奸雄”形象，正通过一张张嘴，一本本话本，传入千家万户，深植于人心。
曹操不再是《世说新语》中那个复杂多面的枭雄，也不再是唐诗中那个功过参半的英雄，而是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市井百姓口中一个简单明了的“大反派”。这个形象，就像一阵风，随着说唱的传播，迅速吹向了远方，并且越吹越远，似乎没有尽头。
在市井百姓的口中，曹操的形象被彻底颠覆。他不再是那个有着卓越政治才能和军事智慧的人物，而是一个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的“大坏蛋”。这种简单化的形象塑造，虽然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，但却迎合了大众的口味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。
而这个“大反派”的形象，也将随着说唱的流传，不断地被强化和传播。它会像一颗种子，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，逐渐成长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。这种观念，不仅会影响人们对曹操的看法，还会为戏曲舞台上那个“白脸”曹操的登场，铺平道路。
在戏曲舞台上，曹操通常被描绘成一个“白脸”的形象，代表着他的阴险狡诈和虚伪。这种形象的塑造，与市井百姓口中的“大反派”形象不谋而合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了市井百姓对曹操形象的简单化和负面化，才使得戏曲舞台上的“白脸”曹操得以如此深入人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