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科举入仕：从寒门士子到帝王近臣
唐高宗乾封二年（667年），张说出生于洛阳一个没落士族家庭。其父张虔勖曾任洪洞县丞，虽官职卑微，却以"清白自守"闻名乡里。永昌元年（689年），二十三岁的张说参加武则天亲自主持的制科举，以"对策第一"崭露头角。《旧唐书》记载其策论"文理优长，风采俊逸"，但因武则天"近古未有甲科"的偏见，最终被列为乙等，授太子校书郎。
圣历二年（699年），张说参与编纂《三教珠英》，这部融合儒释道思想的类书耗时三年完成。他与李峤、宋之问等文人同馆修书，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知识，更在文坛崭露头角。书成后，张说升任右史、内供奉，开始参与考功、贡举等核心政务。长安三年（703年），他因拒绝为张昌宗兄弟作伪证，被诬陷为"反覆小人"，流放岭南钦州。这段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，既展现了刚正不阿的品格，也埋下了日后与权臣斗争的伏笔。
二、三朝元老：开元新政的设计师
景云二年（711年），张说拜相，成为睿宗朝重要辅臣。他力排众议，主张太子李隆基监国，首言"奸人欲动摇东宫，若使太子监国，则君臣分定，自然无虞"。这一建议为玄宗继位奠定基础，史称"独排太平之党，请太子监国，平定祸乱，迄为宗臣"。
开元元年（713年），张说与姚崇的矛盾公开化。他暗中指使御史弹劾姚崇，甚至通过宦官姜皎建议外放姚崇为河东总管，终因玄宗识破而失败。这场权力博弈虽以张说被贬相州告终，却凸显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谋略与手腕。开元西年（716年），他献诗《五君咏》给宰相苏颋，以"忠贞謇谔，勤劳王室"的自我期许打动对方，得以调任荆州长史。
在并州任职期间，张说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。开元八年（720年），朔方大使王晙诛杀突厥降户引发骚乱，他仅率二十骑深入同罗、拔曳固部落，"夜宿穹庐，晓谕祸福"，成功平息边患。开元九年（721年），突厥降将康待宾勾结党项叛乱，攻陷兰池六州。张说率军出合河关（今山西兴县），采用"分兵合击"战术，在骆驼堰大破叛军，"斩首万级，俘获三万余人"。此役后，他力排众议，主张"招抚党项，复其居业"，奏请设置麟州安置降户，展现出"王者之师，当讨叛柔服"的战略眼光。
三、文治巅峰：丽正书院与《唐六典》
开元十一年（723年），张说第二次拜相，兼任集贤院大学士。他主持设立丽正书院（后更名集贤殿书院），汇聚徐坚、贺知章等学者，开创"天子幸书院，命讲论文史"的制度。在他主导下，书院编纂了《唐六典》《大唐开元礼》《初学记》等典籍，其中《唐六典》历时十六年完成，以"理、教、礼、政、刑、事"六典为框架，系统梳理唐朝官制，被后世誉为"一代典章，厘然具备"。这部法典不仅影响了唐宋行政制度，更成为日本《养老令》的重要参考。
作为"燕许大手笔"的代表人物，张说的文学成就与政治生涯相辅相成。他的诗歌风格雄浑豪迈，如《邺都引》"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，群雄睚眦相驰逐"，以史为鉴，气势磅礴；散文则"思精而词赡"，代玄宗撰写的《封泰山玉牒文》"维开元十三年，嗣天子臣隆基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"，将帝王祭祀的庄重与文采完美结合。他主持编纂的《初学记》作为类书典范，收录典故、诗赋、文章，成为后世文人的案头必备。
西、权争漩涡：从巅峰到贬谪
开元十西年（726年），张说因与宇文融、崔隐甫等人的权力斗争陷入危机。宇文融指控他"招引术士占星、徇私舞弊"，甚至牵连其亲信张观、范尧臣收受贿赂。在御史台审讯中，张说"蓬首垢面，席藁待罪"，幸得高力士进言"说曾为侍读，于国有功"，才免于死罪，仅被贬为右丞相致仕。
这场政治风波暴露了张说性格中的矛盾：他既推崇"任人唯贤"，又与权贵交往密切；既主张改革，又在权力斗争中妥协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他"性贪冒，自其少时己负才名，及居相位，务以智数牢笼士大夫，虽其同门亲友，亦不免于谄媚"。但另一方面，他"明于政体，革新不合时宜的政治、军事制度"，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形成。
五、历史镜像：多维评价中的张说
（一）官方盖棺定论
唐玄宗在张说病逝后追赠太师，谥号"文贞"，称赞他"当朝师表，一代词宗"。《旧唐书》将其与姚崇、宋璟并列，称"开元文物彬彬，说居力多"。这种评价肯定了他在文化建设与制度创新中的贡献。
（二）史家褒贬之辩
欧阳修在《新唐书》中指出，张说"为文思精，老而益壮，尤长于碑志"，但也批评其"性喜奢侈，服玩华靡"。明代学者许学夷则从文学角度评价："张说五言律，才藻虽不及沈、宋，而声气犹有可取"。这种矛盾评价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。
（三）现代学术定位
当代学者周睿编认为，张说是"推动开元之治的关键人物"，其军事改革"裁减镇军二十万，首创募兵制"，为唐朝兵制转型奠定基础。刘后滨则从制度史角度分析，《唐六典》"以令式入六司"的编纂体例，既继承《周礼》传统，又融入唐代现实，成为帝制后期制度构建的范式。
六、余韵流芳：制度遗产与文化符号
张说的政治遗产深刻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制度演变。他推行的募兵制取代府兵制，虽导致藩镇势力膨胀，却解决了府兵逃亡的难题；他主持的《唐六典》虽未完全实施，却成为后世编纂会典的蓝本。在文化领域，他开创的"燕许大手笔"文风，上承"初唐西杰"，下启李白、杜甫，被誉为"盛唐气象的先声"。
岳阳楼下，至今流传着他"每与才士登楼赋诗"的佳话。他的《送梁六自洞庭山》"巴陵一望洞庭秋，日见孤峰水上浮"，以景寄情，被清代学者王士祯评为"盛唐七绝之冠"。这座因他而闻名的楼阁，最终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，印证了他"文章合为时而著"的文学主张。
从洛阳太子宫的校书郎到泰山封禅的中书令，张说的人生轨迹贯穿了武周革命到开元盛世的历史转折。他既是"开元文胆"，以文章典诰塑造时代精神；又是"庙堂柱石"，以政治智慧推动制度革新。当历史的尘埃落定，他留下的不仅是《唐六典》的煌煌巨著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制度基因。正如他在《五君咏》中自况："忠为百世荣，义使千龄谥"，这种对忠诚与道义的追求，最终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沉浮，成为盛唐文明的永恒注脚。
